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鸣，在博客上撰文，痛陈“大学的行政化、衙门化，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他认为，诸多问题的根子，都出自教育体制的行政化上——

一周来的每一天，对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张鸣来说，都是紧张的“24小时”。

3月12日，张鸣在博客上发表《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一文，自述“自去年五月份以来，我和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先生之间，发生了一点在他看来非常严重的冲突”。他认为，冲突的导火索，是在教授职称评定会上，自己两次不理院长先生的打断，触怒了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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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张鸣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采访，进一步指出，他曾于去年暑假，向某媒体记者证实了人大国关学院克扣硕士、博士论文答辩费之事，从而被戴上了“捣乱者”的帽子。“李景治认为我对他没有起码的敬畏之心。”张鸣说。

“说良心话，我跟李景治先生之间，没有丝毫的个人恩怨。在去年职称评定会之前，我和他有一些分歧，主要是在学科问题上，完全是学校内部的事务。但关于职称评定以及之后的种种风波，已经超出了学校内部事务的范围，具有很广泛的公共性，实际上涉及了当前的学术评审，涉及教育的行政化、官僚化的问题。

“去年称评定前夕，评委的名单公布之后，我问院长：为什么职称评定的评委要由院长办公会，也就是院长来定？为什么不由学术委员会讨论？院长回答说：因为职称评定，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连学术委员会，也是院长办公会决定的。”

此次职称评定，张鸣力挺萧延中先生，因为“他够格”。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萧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就蜚声海内外，而那时大多数评委，包括李景治和张鸣，都还没有著作。近年来，萧又在中国政治思想史、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等方面发表论文18篇，并参与了多部书籍的编撰工作。“但院长认为，唯一的名额只能给科社的人，因为在学科归属上，他是科社专业的。”张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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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事件中，我们看出，一场所谓的学术评审，从一开始，就跟学术没有多少关系，行政权力，在其中起着绝对的操控作用。”张鸣忿忿地问：“我们的大学，现在还是一个学术场所吗？”

“从大的方面讲，大学分为厅局级大学，副部级大学，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的评审，没完没了的评估检查。所有的学术评审，评委的选择，只看官阶，不看学术地位，官大学问大；从小的方面看，一个学校分校、院、系三级，层层上级任命，多数大学里，教师连选个没有实权的系主任的权力都没有。学院的学术委员会，是由院长决定的，即便如此，这个委员会一般也没有事做，三年能开两次会就不错了。学院的所有事情，都由院长副院长决定，院长还私下将自己的弟子聘成院长助理。所有的会议，都是院长先讲，然后副院长讲，然后助理讲。教师，即使你是大牌，也一点说话的权力都没有。新生入学典礼，台上坐的是以院长为中心的领导班子，从来不想着把自己所谓名牌的教授展示一下。这样的大学，跟官场有区别吗？院系是大学教学研究的基本细胞，如果连细胞都行政化官僚化到了如此田地，那么大学的衙门化程度已经深入骨髓。  

“学术评审，如果只按长官意志，那么正常的学术激励就完全权术运作，如果触动了一点这种行政学术的禁忌，就会遭到严厉惩处。这样下去，我不知道外界对我们的学术，还有没有起码的信任？”

一位名叫“亦忱”的网友，自称只是“张鸣写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历史随笔的忠实读者”。他认为，张鸣事件可谓“逆淘汰”的注脚。他认为：“在当代中国，无论在官场、企业或是在学术机构，都广泛存在着‘上级皇帝化，下级奴才化’的现象，张鸣不知天高地厚，要公开地挑战自己的顶头上司，不合时宜地去打破这种人人都司空见惯、普遍接受的现象。实在是犯了在中国为人处世的大忌。”他由此推断张鸣必然“前途不妙”。

时光倒回30年，张鸣尚在东北读书。一位学长写了大字报，讽刺学校的鞋匠。鞋匠50多岁还单身，虽然整天任劳任怨地为老师学生们补鞋，但形象却十分糟糕，一只眼，瘸腿，女学生一般要两人以上结伴去，才敢面对他。为了对比强烈，学长还特意嘲讽了鞋匠的花：这么丑陋的一个人竟然在窗台上养了几盆花，可气的是花儿竟都开放得十分鲜艳、旺盛，这无疑使鞋匠被衬托得更加丑陋。张鸣替鞋匠抱不平，在饭堂里贴出一份大字报，尊重劳动者的正义，丝丝入扣的逻辑，妙语连珠的文采，竟然出自一个工科小子之手，让一干学文科的人痛心疾首、颜面顿失。再后来，张鸣也转向文科，研究历史。

张鸣看历史，总跟别人不一样——读完《历史的坏脾气》一书，许多人都会赞同印在封面上的这句话。一本历史随笔，上市一个月就卖出三万多册。过去许多史家谈及正面人物往往圣贤化，谈及负面人物，往往妖魔化。这几乎成为一种定式，而张鸣力求把历史人物还原为普通人，然后根据史实评论其功过是非。他介绍段祺瑞也有当官不置私产，比较清廉的一面；说到吴佩孚，没忘了他的“五不主义”（不进租界，不借外债等），而且着重谈了他对“五四”学生运动的声援。有人评论说，在张鸣笔下，也写这些人的负面之处，但这些人看着都像活人。

2006年9月，张鸣开始写博客。一个月后，《曾经有过的高教大跃进》点击率超过10万。这篇文章，是在研究了当年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内部参考》后写下的：

1958年夏天，在中国土地上，突然之间冒出了数不清的大学，仅仅比后来的土高炉少一点。……那时候甚至连正规大学的科研成果，都跟土大学非常相似，多快好省，既攀高峰，又放卫星，有多大胆，就有多大产。某大学几个月内，编出各种教材与专著作95部，其中《水工概论》、《农田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测量》、《工程水文学》、《水工量测及模型试验》是10天工夫就写出来的。最了不起要属某大学物理系，人家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要在短时间内破除“旧”的物理体系，把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所有定理、公式一扫而光，在几周内“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独特风格的新物理体系”。

人大教授张鸣:大学已经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

当年的某大学在大跃进过后，检讨自己的跃进的时候说，“在这种战线长、任务重、指标高、要求急的情况下，只得采取一压（批评、加压力）、二抄（写论文时东抄西抄）、三挤（挤数字）的办法”。

正如网友亦忱所预料的，两天之后的3月16日,张鸣接到学院常务副院长的电话，正式通知他，在刚刚召开的院长办公会上，他已被多数意见撤去政治学系主任一职，没有说明任何理由。

此前一天，人大国关学院网页上，出现了署名院长的给全院师生的公开信：“坚决反对张鸣教授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坚决反对在媒体上‘打乱仗’的做法。”

3月17日，国关学院网页上出现致全院师生的第二封公开信。称“张鸣教授一再在多家媒体上说国际关系学院要逼走他，这完全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谎言。他到处说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实际上由于他在网络和媒体上发表的言论和许多不明真相的网友的跟帖，学校和国际关系学院以及不少无辜的老师才成了最大的受害者，而张鸣教授才是真正侵害别人的人。”但这封公开信后面，没有任何署名。

第二天是周日，张鸣的研究生们，素来有周末到老师家开读书会的传统，平时一般有五六个人去，这一天竟然聚了二十多人。“有学生眼泪汪汪地对我说，希望我别离开学校。”

署名“同行”的网友，在张鸣的博客上留言：张鸣同志对学术受到行政严重干扰的问题，是讲了实话的。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学者，都应该正视现在学术界出现的类似问题。

张鸣注意到，《新京报》“直通两会”栏目采访了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许章润。许教授说，现在大学的行政首长、学术领袖不是经过大学共同体自发产生的，而是经过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出现的。教授成为完全被动的被管理者，这与现代大学精神，所谓的教授治校、教授通过选择学校的管理者来治校是背道而驰的。科研经费的申请、划拨方式完全是行政主导。教学内容的安排，学科体制的确定，教学体例的设定，甚至于研究生招生考试科目的确定，大学教授是没有发言权的，甚至大学本身也是没有发言权的。而中国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行政人员占高校人数比例过大，行政人员远远多于教学科研人员，他们所占有的资源远远高于教师。由于管理体制的行政化损害了大学的主体性，造成了中国大学及其教授们基于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术创发能力的萎缩。  

同一篇报道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也承认，北大也存在行政化的情况，“要不断的改吧，但是很多改变制约于整个国家体制。”

张鸣推了一下他那厚厚的酒瓶底般的眼镜，说：“面对向钱看、重效益、善做秀的教育大跃进，我们无可奈何。唯一的希望是，给那些还有心读书的学生和老师，留一张平静的书桌，行吗？”说这话时，他无奈的语气，全然一副没脾气的样子。而他过去的绰号是：黑李逵。（记者 蒋韡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