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同日《重庆晚报》报道,距主城500余公里的巫溪境内,在重峦叠嶂、沟壑纵横的大山深处,有一群默默坚守的山村教师,他们将许多孩子送出山外,用微弱之力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自己却几十年一贫如洗。其中51岁的山村教师陈银清从教32年,工资总收入为62240元。
一边是城市重点学校的富老师,一边是山村学校里的穷老师,从教师这一职业视角审视,我们没有理由将这样的巨大差别视为正常现象。老师收入提高本是令人高兴的事,但如果其中涉及教育体制中的某些问题,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
先看富老师,他们大多从教于城市中的重点学校。其工资、奖金自不必说,重点与非重点校的划分使得重点校的教师占据了某些优先权。重点学校的优秀教师之所以“抢手”,当然与其自身条件有一定关系,但更多的还是来自体制上的恩惠。而少量的重点学校教师与大量的教育需求之间所形成的供求缺口,使得一批教师有机会先富了起来。
再看穷老师,这些处于拮据状态的老师,尽管事实上构成了支撑乡村教育的脊梁,但他们却连基本的工资都没有保证。结果,同样是教师,乡村的穷教师不仅不能以教师的职业养家糊口,甚至自己还要家人来养。实际上,他们本应获得一份在当地来说相对体面的工资。而地区之间经济差距造成了乡村老师的窘境。
假若城市学校的教育资源能够在不同学校之间公平分配,那么本不该出现重点名校与普通校的区别,也不会有一些教师借教育资源的过度聚集而“暴富”。假若教育资源在地域之间得到公平分配,边远地区的山村学校能获得更多的投入,那么,乡村教育就不会如此艰难,一些山村教师也不会几十年一贫如洗。
但愿“穷老师、富老师”的新闻能够引起我们更多思索,也期待教育公平能够真正惠及所有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