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教师校外有偿补课将被开除”，“招生看奥数，学校校长将被免职”两条措施，被评价为抓住了“疯狂奥数”的关键命门，舆论一致称赞。

    这次行动因此被寄予厚望。

    然而，若将其置于中国教育的现实境况之下，媒体“成都小学生将从此远离奥数”的说法，未免显得过于乐观而有欠分析。

    老师们的选择

    11月30日是条红线，支伟力正在犹豫。

    这一天后，成都所有在校外有偿兼职的老师，将被学校辞退。

    校长已经找他谈了话，“不要因为自己给学校抹黑。”

    教育局副局长娄进在媒体上公开说，一定要抓几个典型开刀。

    这些都给支伟力压力。不过，直到11月12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依旧在名师堂的奥数班上课。“我带的这三十几个孩子，真的特别好，我不能放下他们。”

    收入问题当然是另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成都实行绩效工资改革后，他所在的私立学校工资并未增长。作为成都著名民办培训学校“名师堂”的股东之一，在目前支伟力的收入构成里，校外兼职，远远高于学校发的每月3000多元的工资。

    很多和支伟力一样在校外兼职的老师，同样处于焦灼的选择中。

    “个别老师表达了想走的意思，绝大部分老师还是会选择留下。”支伟力说，在他任职的七中嘉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老师在校外兼职。

    “我也没什么后顾之忧，儿子已经成家立业，养老医疗本来我也没有。”支伟力说，目前仍在观望，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离开，虽然这个选择很无奈。

得失中的培训机构     成都著名民办培训机构望子成龙，正面临师资的流失。     校长蒋杨斌说，教育局的禁令颁布后，所有在职老师均已退出。这些老师，占学校师资力量的八成以上，是学校招揽生源的金字招牌。     “有点釜底抽薪的意思，让我们措手不及。”蒋杨斌说。幸亏媒体早在暑假前就已吹风，给了他三个月的缓冲期。     他想了几个应急的办法，弥补师资力量的缺失，从绵阳请来资深老师，请退休的资深老师出山，收编一些私立学校辞职的老师。     这三个月，他都在忙这些事情，焦头烂额。即便如此，这个学期，奥数班还是停办了。     名师资源的缺失，对培训班而言，短期内的打击是很大的。一般的学生家长，认的是老师，而非培训机构的牌子。不过，蒋杨斌相信，通过半年左右的磨合，学生、家长和老师，会建立起新的信任。     对于蒋杨斌和其他民办培训机构而言，“禁奥令”的战略好处，更大于目前短期的损失。     “我们早就意识到应该全用专职老师，只不过害怕阵痛，这次在外力下，完成了转型，从长远来看，肯定是好事。”蒋杨斌说。     另一个好处更是显而易见。禁止在职老师和教育机构（青少年宫、教培中心）参与奥数培训，实际上减少了蒋杨斌的竞争对手。     在此之前，在职老师自己创办的培训机构，占到市场的七成左右，他们有更好的学生资源，无论正规还是不正规，都给蒋杨斌很大的压力。     疯狂奥数退温     支伟力的处境和蒋杨斌的得失，正是成都此次“禁奥令”的绝妙之处。     “就是要管死我们能管的老师这一头。”主导此次改革的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长娄进对记者说。根据娄进的数据，在成都市的各类培训机构中，在职教师占到三分之二。“如果禁止这些老师去教课，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奥数热。”     政策的意图，在目前高压的形势下，已经部分实现。     “禁令颁布后，三分之二的老师已经退出了兼职，也有一些由于退学费和各种交接手续未办妥，继续上课，他们也将陆续退出。”娄进说，对于教育系统的青少年宫、教培中心开办的奥数班，“禁奥令”给他们的退出期限是12月底。     “禁奥令颁布后，奥数班的生源，确实减少了，不过学校整体的学生数量，并没有降低，”蒋杨斌说，“很多人转到普数班去学习了。”

　　关键一招

    绝大部分的家长在观望。

    一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家长说，以前也出台过这样那样的禁令，他的侄儿听话没有去参加补习，结果升学时，照样考了奥数，成绩一塌糊涂。

    这样的经历，让他对政府的政策产生怀疑。“如果我们听话不去补课了，学校招生还是看奥数成绩怎么办？”

    “所以，掐住咽喉的关键一步棋，是限制住学校招生看奥数。”娄进副局长说，教育局已经和各个学校的校长签了责任状，只要发现学校招生看奥数成绩，校长一律免职。

    根据蒋杨斌的观察，教育局这次是下了狠力。

    “虽然以前也出台过相关的政策，但政府并没进行有效的监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靠学校的自觉来执行，所以政策出台后也没有效果。”蒋杨斌说，“不过，这一次不一样了。”

    正在忙着给各区县教育局长开会布置工作的娄进副局长说，这一次禁奥，设计了完善的监督方式。各个区县教育局，都在媒体上公布了举报电话，媒体也设立了专门的举报电话，接受社会自下而上的举报。

    自上而下的监督，也将在12月1日开始，教育局专门的督察组，将下到各个学校开展为期5天的检查。

    “我们就要开刀了，到时候你再来看，我们一定会曝光几个典型！”娄进说。

    支伟力承认，和以往相比，教育局这次的力度是最大的。但对于这些监督政策，他依旧并不看好。在他看来，在当前严厉打击的局面下，大家都会缩头观望。可是，严厉的打击，又能持续多久？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支伟力说。

    一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中学校长的说法，也为支伟力的担心提供了佐证，他隐晦地告诉记者，“参不参考奥数成绩，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办法。”

    就在四川的“禁奥令”出台不久，北大公布了今年的招生政策，代表中国队参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大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的19名队员中，16人已提前被录取。

    考奥数为了上好中学，好高中，好大学，支伟力说，只要“全民奥数”背后真正的推动力还存在，“疯狂奥数”就不会消失。

    事实上，早在20年前，奥数刚刚引进中国时，关于其是否增加了学生负担，是否真的是素质教育的争论，就从没停止过。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教委还发布过封杀奥校的禁令。不过，20年后，奥数热依旧在全国各地上演。

    矫枉过正

    作为一个有20年教龄的老师，支伟力看到了“疯狂奥数”的弊端，“有的孩子确实天资不行，家长送来学，孩子很痛苦。”

    但他强调，同样有一些孩子，资质非常好，很喜欢奥数，如果封杀奥数，对这些孩子，太可惜了。

    提到学生，支伟力眼里充满热情和快乐，就像一个淘金者挖到了金子。

    “奥数热与正常的数学竞赛是两回事，奥数热不是数学竞赛引起的，而是社会上将数学竞赛功利化造成的。”四川省数学学会普委会主任刘斌说，在“禁奥令”发布前，娄进副局长曾找他商量过这件事，他当时就明确表达了这个观点。

    刘斌所在的单位，是四川省奥数竞赛的组织者，在全国的奥数竞赛中，四川省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刘斌打开电脑，把他保存的历届获胜者的照片找出来，一一介绍给记者，二十几年前的学生，他也能随口说出名字。

    “这些孩子现在的发展，都是很不错的。”刘斌说，不能因为“奥数热”，就封杀奥数竞赛，这是两码事。

    对此，娄进副局长说，“全面封杀奥数”，是一种误解。

    “对于奥数班，我们只是规范，不是封杀。禁止的是教育系统内的老师和机构，对于民办机构的奥数班，我们不仅不禁，还会大力支持他们办成精品班。”娄进说。

    对于教育局长的这个安排，支伟力直摇头，“说是支持，老师从哪来？我们这些有经验的老师都被禁了，谁来教？教学质量不会下降么？”说到这里，支伟力非常激动，他甚至拍了桌子。

    支伟力说，历史的经验证明，“每一次打着减负和素质教育的旗号搞改革，结果就是两年过后，学生成绩的直线下降，然后就改革也不搞了，重新抓教学。反反复复，最终受害的是学生。”

    “钱学森念书的时候，也请家教，怎么能说补习就一定是增加学生负担呢？学习学习，没有负担和压力，就能学好么？”

    在支伟力看来，减轻学生负担的关键，是提高老师的素质，因材施教，由老师来控制学生的压力，而不是靠行政命令的一刀切。

   孩子们的答案

    那些“受益”的孩子们，怎么看为了帮他们“减负”而掀起的“禁奥风暴”？

    在名师堂培训学校支伟力老师负责的教学班里，记者对35名仍在参加补习的六年级小学生，进行了匿名问卷调查。

    问题很简单，“为什么学奥数，取消奥数你高兴么？”

    35个孩子中，一个表示会高兴，因为学奥数是“爸妈逼的，没了奥数，大家都一样。”

    4个孩子表示说不清，因为“上奥数有些累，不上成绩会很烂，考不上好初中。”

    剩下的30个孩子，坚决反对取消奥数，他们的理由很多。

    “我从二年级开始学，取消不就浪费了么？”

    “学奥数，就能超过别人，成为人上人，我就很开心。”

    “取消奥数，又去学其他的，还不是一样，大家依然在竞争。”

    “学奥数，国家科技才能有大发展，这对中国以后繁荣富强至关重要。”

    “不学奥数，难道让我们天天玩电脑么？”

    “学奥数，才能让我全国闻名。”

    “学奥数让我觉得快乐，觉得做奥数就是玩，做一道题，就像在游戏中打倒一个小怪兽。”

    “取消奥数，我怎么上好初中？怎么上好高中？怎么考北大、清华？”

  “疯狂奥数”的多重动力链条

    “这次规范令的出台，触动的是一个群体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因此非常困难。”主导此次行动的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长娄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选拔精英的初衷变成“全民运动会”以后，“奥数”这面“素质教育”的旗帜，如今被当作学生的“重负”而饱受诟病。

    几乎所有人都否定这样的疯狂，但又都参与其中，并主动或被动地为其提供了助推力。

    仔细拆解“全民奥数的背后逻辑和推动力”，就难免为成都禁奥令的前景担忧。当教育资源不平等、择校热，以及这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观都难以改变的时候，“禁奥”挑战的显然不只是一个经济利益的链条。

疯狂     13岁的萧萧（化名）刚刚在“小升初”的战役里，成功取胜。     凭着四川省奥数竞赛第一名的成绩，萧萧成功进入成都一所著名私立初中，并拿到6万块钱的奖学金，这相当于她3年的学费。     “奥数成绩起了决定性作用。”萧萧妈妈说。     这个结果背后，是每年5000块钱的学费和萧萧两年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的付出。     五年级开始，萧萧跟着成都“金牌奥数老师”罗朝素补习。     这是萧妈妈的决定。尽管拒绝了三年级时老师就提出的要求，她却在孩子上五年级时幡然醒悟，奥数原来如此重要。     “我给几个初中打电话咨询，对方直接就问，华赛、奥赛得没得过奖，我说没有，但我女儿是市三好，对方就没那么热情。换一家，同样这样问，我说得过，对方便很热情，催着赶紧去报名。”     就这样，萧萧开始了两年的奥数学习之旅。萧妈妈说，如果不是为了升学，她坚决不会让女儿去念奥数。“女孩子念这个，确实很辛苦。”     在萧萧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年有近4万名小学生结束小学学业，进入初中。     在成都的上百所初中里，进入“四、七、九中”和少数几所知名私立学校，几乎是每个家长和家长驾驭下孩子的驱动力。     就像萧萧妈妈一样，每个家长几乎都发现，“奥数奖牌”是进入这些学校的硬道理。     于是，在每年三月份的奥数赛场上，“万人赶考”的场面连番上演。几乎全市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小学生，都会挥拳上阵，而实际参考的人数，又远远高于这个数字，为了增加获奖的几率，很多孩子从四年级、五年级就开始赶考。     在赶考之前，是两年、三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训练”。     在萧萧的班级里，很多同学同时报了两三个奥数班，“因为每个老师的风格都不一样。”到了六年级，语文、英语老师也很知趣地让出课余时间，让学生们“全力以赴，攻克奥数”。     当孩子们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解决一道数学难题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意识到一个简单的数字，在他们中间，99.8%都注定只是陪练。     每年，四川省的奥数奖牌，只有300余枚，发给全四川省数学优秀的孩子们。

    变迁

    奥数原本不是这个样子。在被称作中国奥林匹克之父的裘宗沪的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数学奥林匹克引进中国的最初之意。

    1958年创办于罗马尼亚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是世界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中学生学科竞赛。80年代中期引进中国，最初只局限在高中，1991年，小学生才加入进来。

    “创办时思路很清楚，小学奥数只是少数人自愿参加的数学课外活动。”裘宗沪在书里强调。

    从何时开始，奥数竞赛背离了最初的设想，从“精英选拔”变成全民盛宴？

    1991年，第31届国际奥数大赛在中国的成功举办，使奥数在中国的普及度极大提高。随后，国家教委出台政策，规定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科学、信息科学五个学科的高中竞赛考得好的学生可以免试上大学。同样的逻辑下，小学的竞赛优胜者，也可以保送上初中。

    和招生政策挂钩后，“奥赛”便开始一步步踏上狂热之路。

    90年代，是中国奥数风行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在成都市民王琢的记忆里，他从1996年读小学四年级开始上奥数班，但不是到校外，而是学校从各个班级抽出的尖子生专门组成一个班，培养奥数人才，也不用交钱。那一段时间和同学们的相处，成为他人生中温暖的记忆。

    在成都市望子成龙培训学校校长蒋杨斌的感受里，2005年是成都小学生学奥数进入疯狂的最高潮。

    “2005年之前，我们一个教学区只有一个奥数班，每个班也就七八个人，05年之后增加到5个班，每个班的学生也增加到25人。”

    从2001年便开始在成都带奥数班的支伟力老师，更是感受深刻，“上课的人，每年都增加，几乎全市的六年级小学生，都会参加奥数竞赛。”

    “目前成都的奥数学习，出现低龄化、功利化、全民化的倾向。”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长娄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总结。

    原动力

    什么是疯狂奥数的原动力？

    蒋杨斌分析，重点初中在“小升初”考试时，对奥数成绩的强调是罪魁祸首。

    “一方面有奥数奖牌的学生，可以优先入学，并得到数额不菲的奖学金；另一方面，在入学考试的试题里，会有几道奥数的拉分题。”蒋杨斌说。

    在教育资源不平等确实存在的前提下，几乎每个家长，都毫无疑问地希望孩子进入更好的学校，便也毫无疑问而又无可奈何地将孩子送上了奥数的赛道。

    事实上，为了保证教育的公平，成都乃至全国的“小升初”，早已禁止考试而实行就近入学和电脑摇号派位。

    而私立学校和重点中学20%的自主招生政策，却给“择校”和“择生”留下了空间。

    “学校自己招生，说是不考试，实际上以各种名义在考。”萧萧妈妈说，“打电话让你去咨询，到了就考试，笔和草稿纸都给你准备好了。”

    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这些行为的查处显然力度不够且缺少方法。

　　原动力的动力

    当学校的“招生标准”成为众矢之的时，很多初中校长因为各种原因保持了沉默。

    一位不愿具名的成都重点中学校长对记者说，“学校之所以重视奥数成绩，有一定的经验道理支撑。很多老师反映，在小学阶段学了奥数的孩子，逻辑分析能力确实较强，能更快适应初中的学习生活。”

    “无论看奥数，看舞蹈还是看三好，学校唯一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招到更好的生源。”这位校长说。

    虽然整个国家的教育政策和社会舆论，都在倡导均衡化，但这位当了20余年老师的中学校长却认为，“几乎不可能”。

    “学校为什么一定要招到好的生源？只有好生源，才能有好成绩，只有好成绩，才能有口碑，学校才能发展下去。虽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三令五申均衡化，但其对学校的考核指标依旧离不开升学率。

    在升学率是学校的生存法则时，对好生源的争夺自然是第一逻辑。

    学生想上好学校，学校想要好学生，奥数成绩成为最有效的衡量工具，不管是学校导向影响了家长，还是家长心态误解了学校，总之，在这样的消长关系下，疯狂奥数找到了起点。

　　市场

    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动力，推动着这场“奥数”竞赛向前飞跑，一环扣一环，不可分割。

    当奥数渐渐走向疯狂的时候，一个围绕于此的经济利益链条，便也逐渐成形了。

    还在2005年的时候，成都市大大小小奥数培训机构，已经达到100余家。这些培训机构的创办者，大多是从学校辞职的老师，或者少年宫、教培机构等教育系统内的法人机构，具备一定的资金能力，并掌握一定的教育资源。

    成立于1998年的望子成龙培训学校，正是靠给学生介绍家教起家。其校长蒋杨斌说，目前，奥数培训是小学培训市场里最大的支柱，是培训学校仅次于高考、中考培训的第二大收入来源。

    在望子成龙，一个孩子每年的学费是5000元，在成都，奥数培训市场的蛋糕，每年至少十几个亿。

    这笔钱的支付者，是每个望子成龙的学生家长，参与分成的，有奥数竞赛的组织者、教育局的培训中心、青少年宫、各类培训机构和老师。

    “名师”资源，是各个培训学校的招牌，也是这个经济利益的链条里，最关键的部分。

    在这些培训老师中，三分之二是在职老师。他们主动或被培训机构邀请，加入到奥数培训的队伍中来。

    据成都市教育局的统计，仅成都市区，课外兼职培训的在职老师，不少于3000人。

    青羊区的陈老太婆、青少年宫的林成庚、名师堂的秦燕、华数培有训中心的罗朝述，都是成都知名的奥数培训老师。

    49岁的支伟力也是其中之一。

    从2001年开始，支伟力就加入了成都的奥数培训队伍。在成都奥数老师的圈子里，支伟力的教学能力，颇受学生和家长认可。

    支伟力的本职工作，是成都七中嘉祥的在职数学老师。在这所成都著名的私立初中里，八成以上的老师都在校外兼职。

    如此多的老师出来兼职，可观的收入自然是重要原因。

    “一般公立学校的老师，每个月的工资也就2000块钱，我在私立学校高一点，也就3000多，而我在校外兼职的收入，比学校的收入还要多。”支伟力说，如今，因为教学成绩突出，他已经成为名师堂培训机构的股东，定期享受分红。

　生锈

    除了到培训机构兼职，个别在职老师，也利用自己手里的学生资源，自己开起了“培训班”。

    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长娄进说，这些培训班往往没有营业执照，租个学校的教室，就可以开课。

    蒋杨斌的估计是，这样的所谓培训机构，占到整个成都奥数培训机构的七成。

    在蒋杨斌的望子成龙培训学校里，老师需经考核，才能上岗教课，有名气有能力的老师，是学校招揽生源的招牌。

    而在不规范的奥数班里，师资的能力并不能得到保证。“甚至有教语文的老师，自学奥数考了执照，在外面带班。”

    这些学校生源的招揽，依靠的是“老师的影响力。”

    “有的老师，把自己的学生整班转移到校外的培训班。正常的课程不上完，等到培训班上，家长又不敢不让自己的孩子去，意见很大。”

    蒋杨斌说，奥数培训市场，本来无可厚非，但正是这些不规范行为的存在，才使这个链条生了锈，让大家误解。

    “在金钱和利益的驱动力下，个别老师丧失了起码的师德，伤害了学生和家长的感情。”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长娄进说，正是这样的现状，让成都下定决心，出台五条禁令，规范在职教师行为。搬出一块石头，堵住疯狂奥数的车轮。

    “我们绝对是动真格的！”娄进说。（来源：京华时报 记者 刘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