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在抗战胜利复校以后，还有两年是和西南联大的其他两个学校联合招生，进行统一考试。3个学校联合出题，考生填写第一志愿时在3个学校中任选一个。因为大家都争着报考清华，所以清华录取分数线就最高。冯先生的女儿钟璞（即后来的著名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宗璞）从小就身体不好，回来之后报考清华外语系，可分数不够，也就只好到南开去读书，是两年之后经过考试转入清华的。冯先生当时是文学院院长，外语系隶属于文学院，可他的女儿就是分数差那么一点点进不来。那个时候，我们同班有个同学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女儿，还跟我住同一个宿舍，她第一年考试分数不够，是先念了一年先修班，然后才考入清华大学的，这样她多念了一年。就是校长和院长的女儿，分数差了一点点，都没有进去，就是一点都不通融。”

    在这些年关于高考改革的火热讨论中，对解放前几所著名高校自主招生的情景，已经有了近乎模式化的描述，“歌词大意”就是一句话：讲素质，不讲分数。看了这篇文章才知道，原来那时候，对分数也讲究得很。素质高如宗璞，分儿不够，竟也进不了她老爹执掌的文学院。梅贻琦校长的女儿则连考了两年。

    响应高校领导以及教育界专家学者、媒体人士多年的呼吁，现在我们的大学都已经获得了一定比例的招生自主权。这个权，到底有多少用于吸收有培养潜力但不擅长考试的特殊人才了？有多少像美国高校优先招收黑人学生那样，用于照顾分数略低的弱势群体子女了？却有多少实际用于根本无关“公平”与“素质”的走后门，包括对本校教职工子女的“内部优惠”了？

    当今的高校领导，如果并没有向梅贻琦校长和冯友兰院长学习的意愿，或者虽有这样的意愿却实在扛不住来自方方面面，包括本校教职工在内的压力，那么，他们在批判统一录取、要求自主招生的时候，调门儿还是别太慷慨激昂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