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助理、教育科学学院院长　孟繁华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　洪成文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储朝晖

    采访人:本报记者 丰捷

    大学本是世人心中的圣洁之所,但这些年,“腐败”这一为公众极度憎恶的行为却一再与它发生关联。

    由武汉大学两名校级领导涉嫌受贿、湛江师范学院院长涉嫌有经济问题引爆的对于高校腐败事件的集体回忆触动了全社会的神经,震惊之余,人们大声责问——今天的“象牙塔”怎么了?

    该是冷静思考的时候了。或许,问题的爆发正是推动改革的机遇,时机不可延误。

    记者:从学术腐败到行政腐败,近年来,发生在高校的“丑闻”接连曝光。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其根源在哪里?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洪成文:我认为近两三年来不少高校领导因为职务犯罪而纷纷落马,凸显出高校领导监管问题的严重性。

    高校职务犯罪为何集中爆发?原因十分复杂。从监督缺位和政策设计的不到位,到一些大学领导自身自觉抵制腐败能力薄弱,无不可以成为归因的对象。

    这里我想强调一点,有人认为高校职务犯罪频发是因为我国高校盲目扩招、快速发展所致。高校规模快速扩展是否一定助长腐败,需要作进一步研究,从目前看两者间没有必然联系。

    其次,有人指出,今天我国大学的项目多了,手头掌管的资源多了,大学校区多了,所以才出现了这么多的腐败。对此观点,我不敢苟同。即便大学的资源、项目规模扩大有可能增加管理的难度,但这一定不是导致大学领导行政腐败频繁出现的根本原因。

    孟繁华:大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是社会的知识库、思想库和精神库。我们称其为“象牙塔”,是因为大学集中了科学文化精英,也集中了人类历史的思想精华,表现为超越社会一般价值的“距离感”。然而,近年来,部分大学陶醉于所谓的“社会适应论”。大学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人文精神被科学主义遮蔽,理想主义被现实主义遮蔽,超越精神被实用主义遮蔽。市场经济时代所催生出的功利主义的利益效应和竞争意识,充斥在大学的各个角落。管理项目化、教学标准化、学术程序化,从根本上讲已经远离了大学的特质。办大学应遵从教育学规律,经济学规律只是局部的。这几年学术腐败和行政腐败现象有所增多,从本质上讲正是这一思潮影响所致。

    储朝晖:高校的腐败不同于社会其他行业的腐败,他所造成的社会损伤也远非经济账所能算得清楚的,必须在看到经济损失的同时,看到它对人才成长和发展方面造成的恶劣影响。

    记者:随着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高校自主权不断增强,但在这一过程中,是否疏漏了一些环节?当前高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储朝晖:我认为疏漏的不是一个环节,而是一个大的方面,就是来自学生和教师对高校管理行为的监督。在一所大学之中,从权力和责任角度说,每一位教职工,每一位学生,或者准确地说每一位学人都应既有其责任,也有其权力,高校的自主权应该是在这样一个权力基础上的自主权。高校的自主权不应仅仅是校长或高校领导的权力,而是所有师生和各层级机构共同享有的权力,如果忽视这些权力谈高校自主权不只是不全面的,也难以保障这样的自主权是健全的。只有在整个高校内部建立起从师生到校级领导权责相称而且分明的体系,自主权才可能正常发挥作用,而现在几乎没有一所高校建立起这样的责权体系。

    孟繁华: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是促进大学特色发展的保障。问题出在这一自主权建立在什么管理理念上。大学管理以竞争为导向,还是以合作为导向,反映了管理主体的核心价值。竞争思维和行政化管理是对应的,合作思维和扁平化组织相统一。受市场化思潮的影响,近年来竞争价值和竞争思维一直主导着一些大学的管理过程,不断引入“竞争机制”已成为日常话语和制定规章制度的首选原则。当然,竞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激发了教育活力,提高了教育效率。但在当前形势下,其弊端越来越突出,很多问题都是因为过度的“竞争意识”导致的。从当前大学管理现状看,一切基于过度竞争的管理方案,都应该重新梳理和修正。

    记者:高校腐败案接连发生,一个强烈的声音是说“大学官员的权力太大了”,但另一方面,多年以来,大学校长们在为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大声疾呼。怎么看这一矛盾,对大学来说,哪些权力需加强,哪些需规范？

    孟繁华:我认为,大学办学自主权和近期出现的高校腐败案没有直接关系。具有大学办学自主权是实现大学特色发展的前提。长期以来,政府权力过大,直接的后果就是政教不分、标准统一、特色缺失。最近出现的高校腐败案与其他领域的腐败案一样,是法律问题,不是大学特有的,更不是大学办学自主权大小的问题。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把账算在办学自主权上。而是应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加强行政管理的民主化,减少行政腐败。

    洪成文:我认为高校腐败出现高发期的主要原因还是监管问题。其主要表现在,学校少了校董会这一中间环节的有效监督。我国部分公立高校虽然建立了董事会,但是缺少实质性的监督权力。由于董事会的监管乏力,不得不将高校内部监管上移到政府层面。如此,监督权力的距离开始拉大,造成监控效果锐减。加上国家和省级政府管理高教的行政资源不足(诸如人力不够),更使监控不力“雪上加霜”。这是其一。

    与监督权距离较远相关的是,监督严厉但信息公开释放有限。我国审计和评估的报告透明度不高,公开范围有限。如果只输入本人密码,就可打开任何一份年度报告,如此,社会监督力量就大了,领导规范履行职责的意识也就强了。这是其二。

    第三,我国高校管理专业化不强是导致学校腐败案件企高的又一原因。今天,世界上的大学管理已经发展到了学术管理与行政专业管理相结合以及部分行政管理越来越专业化的地步。大学行政部门不能全部行政化,但是行政却要专业化,没有行政的专业化不仅提高不了效率,而且容易导致失范或犯罪。这就是:没有专业人士,就没有专业管理,没有专业管理,也就没有专业伦理。缺乏伦理的管理,一定是腐败滋生的温床。

    记者:“去行政化”的确是议论多年的问题,这次更成为舆论的焦点,在当前状态下,如何理顺大学内部各种身份、角色及职责关系?

    储朝晖:对这一问题一定要从民族复兴的大局和长远考虑,多年的实地调查使我坚信,高校腐败如不彻底根治,中国大学走向世界大学、培养杰出人才目标、研究出世界顶尖科研成果也会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对此应有“断腕”的决心,建立起真正符合大学特性、促进学术发展和杰出人才成长的现代大学制度。

    记者:大学的管理与其他领域的管理相比,有何特殊性?对当前高校管理制度及监督机制建设,您有何建议?

    孟繁华:大学与其他社会组织不同,它的职能在于继承知识、传播知识和创新知识。大学教师往往在一定知识领域具有权威性,并且思想活跃,针对这一特点,相应的大学管理也应建立以引导和服务为核心的内部管理体制。现在大学的管理体制与政府管理体制基本一样,各职能部门名称也雷同,行政化主导情况确实比较严重。有学者认为,官场化、世俗化,已成为当前大学的大问题。行政手段的优点是有效率,但是因为其强调标准和导向的统一,难以在全过程为大学发展提供相适应的支撑力量。

    储朝晖:大学的特性和职能决定着大学管理不同于企业管理,也不同于行政管理。企业管理以高效为优先,行政管理以统一为准则,大学管理以各具个性的大学学人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发挥为归依,它是一种远比企业和政府管理复杂得多的管理。而现在我们对大学普遍采用的是管理企业(尤其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二级学院)和管理行政机构的方式管理,所谓“去行政化”,就是要在管理上实现“彼且为大学,与之为大学”,让大学回归大学,让探求真理和培养人才成为大学始终如一的追求,以管理大学的方式管理大学,建立各方责权皆得其用、皆得其宜而不相悖的高校内部管理运行机制。

    洪成文:解决我国高校领导行政犯罪其实不难,关键要看我们能不能实事求是地反思问题之所在,从解决问题中求得发展。实事求是,有三层含义。第一,不能掩盖矛盾,要正视高校腐败案件,从问题中寻找解决的思路。第二,要诊断当前高校发展与宏观管理之间的脱节问题。宏观高教管理要逐步随着高等学校管理的新发展做出相应调整。如果仍然沿用过去的理念和体制来解决当前高校的新问题,则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第三,要客观地看待高校领导行政腐败案件的范围,不要无限夸大,而以诸多腐败案件对我国高校将来持续发展的危害来看,则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腐败问题一日不能遏制,高等教育发展就潜在着巨大危机。腐败土壤一天得不到铲除,我们怎能奢望由高等教育大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只要我们抱着严肃的态度反思高校干部监管问题,从每一次干部犯罪案件去透视我们高教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改革,我们就有信心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有特色的高等学校领导干部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