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的不公平；重点学校教育与一般学校教育的不公平；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不公平；男童教育与女童教育的不公平；优等生教育与后进生教育的不公平；升学教育与就业教育的不公平；关注知识与关注能力的不公平。

今日教育喜与忧

记者：经教授，今天仅想请教您有关一些教育中的社会问题，因为现在教育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之一－－几乎是每个家庭每天谈论频率最高的一个话题啦。我发现，现今公众对教育关切程度空前地高，种种议论也越来越多。那么，您能否评价一下当前中国的教育水平到底怎么样呢？老百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满和诉求？

经柏龙：好，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可以肯定地说，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横向比较，中国现在的教育都相当了不得。不是刚刚搞完改革开放20年纪念活动吗？如果说哪个领域成就辉煌的话，那么教育无疑是其中之一。

这20年来，中国的今天适龄儿童入学率，是50年前的5倍。现在我们教育体系中的绝大部分，比如说，九年义务教育，当然西藏等地区是搞五至六年义务教育，还有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留学教育等等吧，都是20年前所没有的，水平也达到相当不错的程度。就拿咱们身边人来说吧，有多少人都考到国外留学去了，而不是以前单纯地选派选送形式，受教育水平不够，能考那么高奖学金么？这两年，我在跟美英德日韩等国同行交谈中，听到太多对中国留学生学业水平的赞赏。再说，中国改革开放搞到现在这种高水平，没有教育这种“工作母机”的高效率，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些不知道你体会到没有？

记者：当然有体会啦。今天这一代孩子受的教育，跟我们那时比，有天壤之别，可为什么现在老百姓还对教育有这么多不满，或者说是要求呢？

经柏龙：不满是对的，更高的要求也是应该的－－这体现了一种历史发展的合理性－－因为经济发展了，社会前进了，必然要有更高的要求。

记者：那么目前的教育状况，能否满足这种合理的要求吗？

经柏龙：准确说，是满足不了的。中国教育经过20年的长足进展，经过尽可能的内在冲动之后，已经达到了一个特定上的极限。教育原理上讲，教育应该是先行的，但实际上教育往往是滞后的。眼下中国经济与社会正处于急速转型期，而教育变化往往十分缓慢，周期性长，当然适应不了。年前，朱熔基总理和李岚清副总理先后发表对教育问题的讲话，措词严肃，要求严格，目标挺高，你看到了吧？所以，上到中央高层的要求，下到平头百姓的不满，都是对教育的历史性新需求之体现。

教育公平何以成热点

记者：经教授，老百姓对当今教育的一种议论是“嫌贫爱富”。我看过你去年在辽宁省中学校长高级研修班的报告材料，你在报告里也重点谈了教育不公平问题，尤其是教育领域里城乡不公平现象，这是不是最大的不公平？

经柏龙：可以这么说，但远不止于此。很长时间了，我一直研究这个课题。现在看，中国教育起码存在着十大不公平。

记者：哪十大不公平？

经柏龙：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的不公平；重点学校教育与一般学校教育的不公平；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不公平；男童教育与女童教育的不公平；优等生教育与后进生教育的不公平；升学教育与就业教育的不公平；关注知识与关注能力的不公平。

教育公平是什么

记者：经教授，您怎样理解教育的公平问题？

经柏龙：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部分。公平不等于平均，这两者是极易混淆的概念。公平是在满足激励、满意、保障的原则条件下，承认合理差异的存在，而绝对的平等，在中国则和大锅饭等同。说到家，教育公平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平等。过去的人们的要求是“人人有学上”，现在的要求是“人人上好学”。

记者：为什么有这种不同的公平要求？

经柏龙：今天的社会成员在教育方面，已经面临两个大变动因素：一个是教育已经进入市场，不仅政府对教育有投入，个人也要有投入，既然有投入，就应该像买商品一样，能够买回一种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另一个是中国已经开始投入到国际的大环境中，这包括教育－－我们的每个学校，将不止于在你那个地区，那个城市的坐标内比较，而是在一个世界大格局内比较好坏。请注意，这两大因素综合成一个大背景－－个人对教育投入有了相当大的选择范围和回报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你有丰裕的收入，不想多花在其它消费方面，只想用在教育消费方面，那就可以买到你想要的受教育机会和权利。这是市场经济规律下的一种公平，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记者：但这对中低收入家庭能算公平吗？

经柏龙：你说的得对，中低收入职工家庭和下岗职工家庭，理所当然有要求教育公平的权利，所以我们该谈谈政府投入这一块。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属于社会的第二次分配，尤其具有社会公平的含义。但由于我们的教育政策滞后、资源相对不足、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受教育机会和权利事实上是不公平的。比方说，你在城市，我在农村，或者你在重点学校，我在一般学校，教学设施、师资水平不一样，从小学开始，一个台阶赶不上，个个台阶都赶不上，对于我说，这就不只是个教育不公平的问题啦－－因为当今时代，一个人在受教育机会和权利方面的竞争，就是其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竞争－－很好的工作职位、优厚的工薪报酬，还有令人向往的职业前景，都主要取决于高层次教育。这实质就是一种教育的竞争，对于一个文明社会的成员来说，教育机会亦是社会劳动成果的分配形式之一。这种分配形式，受国家财力、教育资源的限制，但更主要由教育政策和措施来决定。所以，我说的当前教育十大不公平，主要属于政府投入的导向和举措范围，也主要是针对广大中低收入家庭的教育问题的。

记者：这么说来，教育不公平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吧？

经柏龙：世界各国，包括政府和人民，近两年都超乎以往地重视教育公平问题。联合国出版了许多书籍和文件，美英等国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对中国来说，这个问题也越来越显示出重要性了－－受教育的主体是广大中低收入家庭，社会主体更是这样。现在，每个家庭教育支出的比重越来越大，搞不好教育公平，经济上不去，社会不稳定。搞好了呢，那就绝对有助于整个中国的前进，当然教育也会上一个新层次。

教育条件差别在哪儿

记者：经教授，听说您是一个全国农村教育的国家级科研项目的负责人，您感觉城乡教育有多大差别？经柏龙：就总体而言，农村学校的师资、设备、教育水平，还是六十年代初的城市教育水平。当然，农村绝大部分乡村，最好的房舍是学校，不过，那钱都是农村老大爷掏的腰包。我去过老少边穷地区，那就惨了。海南一个黎族学校小学，就是一个草棚加几个小凳。今年元旦前，我回小时候读过书的学校，情况跟30年前一样，除了自制的木质单杠，没有别的教学设备了。我亲眼看到一个蒙古族小学，孩子们都在坑里上课写作业。说到跟城市学校差别，那真是天上地下。去年，我率团到沈阳市实验小学考察，那儿的软件、硬件跟国外发达国家相差无几，光586最高档电脑就装备了3个大教室，好几百名学生一块上机。一位老资格教育专家一个劲儿地感慨：中国教育差别百年哪！所以中国的“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农村教育应该是“优先中的优先”！否则，占全国人口总数75％的农村孩子，就永远富不起来，否则，十五届三中全会让农村经济上台阶的计划必然落空.

记者：您刚才说“重点学校教育与一般学校教育的不公平”，是否则意味着城市学校之间的差别也相当不小？

经柏龙：当然啦，要不怎么有“择校热”一说呢！城市学校间的差距，是什么时候拉开的呢？主要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时根据小平同志指示办重点中学，重点中学的性质和任务也十分明确，但后来被片面追求升学风给吹歪了－－只管重点学校，忽视一般学校，“择校风”由此而起。1998年底，国家教育部颁发了“加强薄弱学校建设”的文件，强调大中城市要办好区内的每一所学校，缩小学校间差距过大现象，力争使所有学生都能受到同等条件的教育。但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较长时段的目标，不是近期内马上就能做到的。

记者：那近期内该怎么办？眼下是否应该允许“择校行为”存在？

经柏龙：重点学校的存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造薄弱学校这个目标，得靠巨大资金投入。韩国就是在经济发达之后，采用这一办法解决了学校差距问题。但就经济实力而言，中国尚不具备这种条件－－因为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既然我们还得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面对重点学校存在的事实，漠视它对学生、对家长的巨大吸引作用，视而不见“择样”现象的存在，也是不现实的。它存在，就应该发挥其作用和效益。关键是如何“择校”？靠什么“择校”？是靠权，是靠钱，还是靠分？如此相比，还是靠分数最为公平。这样就可以为那些天赋较高、勤奋好学的孩子提供有利条件，不管其家庭背景、家庭财力如何，让他享受优厚的学习条件－－这对孩子、家庭、国家，都是公平的。但无论如何，“双向选择”（学校择生和学生择校）的面与量，都不宜过大。大多数学校，还是采取学生“就近就地入学”的原则，以体现教育公平精神。不过，有一个前提：尽力尽快缩小这些学校与重点学校的差距。

记者：在教育市场化趋势下，那些想“以钱择校”的家庭有何选择？

经柏龙：按照国际公约中“学生有权选择非公立学校接受教育”的条款，他们可以花高价，到高水平的私立学校就读。

教育权利

记者：经教授，您认为“升学教育与就业教育的不公平”是第三大教育不公平

经柏龙：对，升学是一种权利，就业也是一种权利。就业的权利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里，最重要的一项权利。而我们的教育恰恰冷漠了这种权利，因为我们太着力于升学教育了。实话说，升学，尤其是升大学，到今天为此也只是少部分人的事儿，公众对教育的最大需求，就是为今天90.93％不能上大学的学生解决就业素质、劳动技能问题！

记者：我们的教育，毕竟是为着全体国民的教育。

经柏龙：没错！尤其是基础教育，是唯一的面向全体国民的教育。鞍山市教委主任陈守立先生跟我长谈一次，有两句话让我至今难忘：“每年鞍山市只有4000名左右的学生能考上大学，只占同龄人的10％，其余的学生毕业后要留在当地。我们的教育为这些学生提供了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这个教委主任，是这4000人的教委主任，还是鞍山400万人的教委主任？”陈主任问自己的话是“没上大学的学生能不能成为优秀的焊工？能不能是一个养殖种植的行家里手？”

记者：我对能否培育出一个焊工很感兴趣。我在采访时听说一家公司接受招标单位考察时，在数千名焊工里竟找不到一个会向下焊的合格焊工，结果该公司投标告吹了。

经柏龙：这家公司失败，也暴露了中国教育的弊病。有一项国际比较性调查结论是，中国失业工人的整体文化水平最高，而辽宁则更名列全国前茅，其次是北京，然而劳动技能呢，则在国际排名里属倒几名。让这样的工人再就业，那还有什么优势可言？这说明了我们的教育体系只教文化知识，很少技能培训。现在有多少学生只会背书，连饭都不会做，更别谈一技之长了！这实际上是对学生生存权利的剥夺。所以，我们的教育无论在体制、模式、内容等等，都要有一个根本性的改革。

记者：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举国大事。

经柏龙：当然啦，这跟个人就业有关，也和国家经济兴衰有关。德国职业教育专家基尔博士跟我说，我们德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就是高技能、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

记者：这就涉及您所以说的第四大不公平－－“优等生教育与后进生教育的不公平”。

经柏龙：我认为教育作为社会生产的“工作母机”，应该是“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问题是相当多的学校和教师，只当“伯乐”，不当“园丁”。对所谓的好学生捧着护着，对后进生打着骂着－－这就是对学生受教育权利，甚至是对学生人格的不公平！所以有了这么多的学生出走和自杀事件，后进生凭什么不能充分享受教育的阳光雨露？

记者：现在往往用分数来区别好坏－－

经柏龙：这绝对是不科学的。著名教育家魏书生有一个说法，我非常赞同。他讲，所谓后进生，他们身上的优点，从某种角度上说，是优等生所不具备的－－他们天天听不懂，天天来上学，天天挨批评，天天都笑脸相迎，每次考试成绩都不好，每次都参加－－这种毅力，这种抗挫折能力，恰恰是好学生所缺乏的，因为我们目前的学校教育忽视非智力因素。

记者：您在十大不公平中有这么一项。

经柏龙：你说为什么学校里公认的“尖子生”，走出校门却没有大作为，而公认的“差生”则往往挑大梁、干大事、挣大钱呢？道理就在这儿－－一条人才规律“智商管就业，情商管升迁”。现在的教师，满脑子分数，满脑子升学率，还能想到情商吗？这对一个人成长，太不公平啦！其实，在学校里是以分数划线，而在社会上常常是以性别划线，也就是性别教育上的不公平。这是全国性的问题现象－－在城市里是大学招生，男生分数线远远低于女生；在用工分配上，往往上先看男女，后看学业，甚至是不看学业。至于农村，性别上的教育不公平尤甚，全国1.8亿文盲，2／3是妇女，绝大部分在农村。

记者：这意味着什么？

经柏龙：女性教育受歧视，是人权问题、人口问题、妇女问题、民族问题、贫困问题在教育上的综合反映，是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障碍，是衡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教育地位反差多大

记者：您提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不公平是什么含义？

经柏龙：是两者地位的不公平。师生关系应该是民主、平等、和谐的社会关系，应该是以爱为主线连接。可现在却是教师绝对权威，学生是容器。老师更常采取的是“我说你服”、“我打你通”的强硬方法，忽视学生的主动性和主体性，不是“尊师爱生”而是“师道尊严”走向极端。你看中国与外国教室就清楚了，我们是排坐坐，人家是排成U字型，教师与学生呈网络交流，双向交流，而我们是单向灌输－－区别就在于是否把学生视为独立的人、发展的人、具有潜能的人－－把学生看成是一个活的人，还是一个死的物，这绝对是不一样的，无论是对他的人格，还是对教育的效果，都是如此。

记者：为什么我们习惯于把学生看死呢？

经柏龙：这就涉及到我们最后一大不公平－－太关注知识而忽视能力。一年多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世界各国隆重推出一本书，名叫《教育－－财富孕藏其中》。它提到现代教育具有四大支柱，一是学会认知，二是学会做事，三是学会共同生活，四是学会发展。这4条中都有一个智力和能力问题。过去我们光讲“知识就是力量”，中小学生在校70％以上的时间用来学知识，因此中国人把学生上学叫“念书”、“读大学”，而外国同行告诉我，小学教育的主要模式是“在玩中学”，“玩”是第一位的。中学教育的主要模式是“在学中玩”，“学”中还有“玩”。实际上，人家把“玩”做为学会交流，增长能力的过程。英文中的上学叫法是“GOTOSCHOOL”，直译“去学校”，究竟干什么，人家没说，你自己安排。这应该是我们借鉴的一个有益的教育观念。只有教会孩子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会发展、学会选择，我们的教育才能是真正的教育，成功的教育，公平的教育，也才是“素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