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决议都认为，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管理获得成功的前提之一是其与国家和整个社会要保持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应当建立在学术自由和学校自治的原则基础上。之所以坚持这两条基本原则，与高等教育从事高深学问研究和传播分不开的，教师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时需要这种宽松的学术气氛。在这种宽松的教学、研究环境下，组织效率很高，教师权限很大，个人奋斗与兴趣结合，创新风险和成本降低，教师不容易出现内部竞争、互挖墙角、投机取巧、人浮于事等不正常内耗现象，教师队伍稳定，团队精神得到张扬，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相得益彰。因而，在严格的政策法规规范下，院系教授会有权决定教师聘任及升职等学术事务，难得出现教师非升即走、高职低聘等行政强制行为。从我国的现状看，教师的地位已有了很大的提高，教学与研究活动都在迅速走向科学化，然而应该看到，我国高校在知识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方面，不仅与发达国家差距甚远，与我们的一些邻国也存在较大差距，尤其需要强化学术自主权，稳定教师队伍及学科建设。

　　其次，在中外高校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的理论指导上存在较大差异。发达国家有明确的高教结构分工和高校分类定位，法规政策的适用性强，院校长与教师之间责权利明确，学校对教师的行政强制职位调整不仅赔偿成本高而且法律纠纷多。我国尚处高教大发展及结构大调整时期，一方面，各种颇具新意的改革的成效吸引着国际眼球，形成了我国院校发展的一些特色和亮点，另一方面，由于法规政策制定和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相对滞后，院校分类及定位尚未形成稳定的格局，教师责权利比较模糊，管理理念、行为规范、学术标准和人际关系标准比较混乱，教师校际流动机制不畅，行政部门甚至会采取一些随心所欲的创新行为。

　　总之，在法规政策制定和教育管理理论研究滞后的情况下，如何走出我国高校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的创新之路，仍需借鉴国际惯例和认真研究国情，在改革中遵守一些基本的理论原则。一是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校办学自主这两个基石，体制创新服务于知识与技术创新的需要，体制改革服务于院校定位和教师分类的需要，使学术权力正本清源，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所要求的；二是体制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组织效率，其本质在于提供宽松和具激励作用的学术环境，从以人为本和责权利统一的管理理念出发，使教师拥有与责任相应的学术权力、资源调配权力和利益，倡导教师的学术团队精神和学术冒尖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良好的学术标准及氛围，削除目前在教学改革和学术研究上大量存在的短期行为、任意作为和不作为等不良现象；三是提高校级决策的理论水平、定位能力和风险意识，大学兴旺的根本在于大师，我国高校严重缺乏各级各类大师，大师的成长和学科的建设需要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不应该沉溺于短暂的、无生命力的轰动效应，更不可以随心所欲地“制造”创新和政绩。作者单位：厦门大学高教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