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报名参加2011年北京高考的考生信息准时封存。据统计，由于应届生源的减少，明年北京市高考统考考生预计将跌破8万人，再创新低。

就在12月前后，在北京就读高三的非京籍学生要回户籍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北京高考考生数量的涨跌，与他们无关。对于北京，他们“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他们的高考是“年年岁岁花相似”的故事。这似乎是一个老话题，重复、毫无新意，然而，今年又有些不同。在他们身后一向选择沉默隐忍、无奈接受现实的父母，开始团结起来，有一万多人共同发出响亮的声音——呼吁孩子在京高考权。

截至目前，已有1.3万人在《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呼吁书》上签字，90%都是在北京工作的非京籍家长。这份呼吁书已被提交至教育部门，迄今为止并没有回音。他们仍然在不懈地奔走。“这个群体越聚越大，不聚起来，就没有声音。要争取孩子的平等高考权，有更多响亮的声音才有希望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一位家长代表对记者表示。

1.3万个签名与5次提交建议

“我的孩子高一高二在全年级都是前几名，今年因为高考的事回老家报名，来回好几趟，孩子的情绪受到了很大打击，期中考试滑落到三十多名。”

12月3日，几位在呼吁书上签名的家长聚在一起，讨论孩子的高考报名问题。赵女士向大家大倒苦水，孩子的成绩最近令她感到很头疼。

唐婉芸风风火火地赶过来，她带女儿回黑龙江报名高考，刚刚回京。“回去三四趟了，要命的是北京和黑龙江的教材不是一个版本，孩子得提前几个月回去强化训练，可是北京这边的高中会考还有三门没有结束，我们只能等会考结束再回去，这样剩下的备考时间就不多了。”唐婉芸已做好最坏打算，如果成绩不理想就让孩子复读一年。

刚给孩子在山东报上名的焦怀玲也在场，她告诉记者，孩子从1999年到北京读一年级，现在在通州三中上高三，为了争取孩子在北京高考，这半年她一直在四处奔走，“一开始时我们都满怀信心，想着用半年时间可能会做成这件事。”

焦怀玲们的信心源自今年北京大部分地区小升初新规定，不分户籍，只要有学籍的孩子都可以参加推优、电脑派位。在此之前，几位家长代表向北京市教委递交了《关于小升初不分户籍电脑派位统一录取的建议》，上面有2200多位家长的签名。没人能说清楚北京今年小升初政策的松动与家长们的力争是否有关，但很多人坚信，这个改变来自于家长们的“不放弃”。于是，他们从中受到鼓舞，开始运作“取消高考户籍限制”这个项目。

家长们认为要引起教育部门的重视，最有效的方法是征集尽可能多的签名。为此，从6月底开始，他们奔走于农贸市场、建筑工地、地铁口等地，征集签名，目前已有1.3万个签名。

迄今为止，家长代表们已经向教育部门五次提交建议，在最近的一次（11月25日），除了呼吁书，还提交了一份《就北京市2011年度高考报名工作的紧急建议》。

尽管没有得到回复，但是家长代表张建党认为，基本目的已经达到——有关部门已经听到了他们的声音，“递交建议本身效果有限，但可以通过这个活动造势，形成合力，希望能够引起有关部门对在京就读的非京籍孩子高考问题的重视。”

难迈户籍门槛，无奈一声叹息

为孩子争取在京高考权的家长中，有企业高管、小企业主、公司白领、建筑工人、小商贩……他们的职业、经济情况、社会地位迥异，然而，他们有个共同特征：没有北京户口。

尽管“外来人员”、“流动人口”等称呼逐渐被“城市新公民”取代，户口依然像一座大山，静静地肃穆地伫立在那里。当遇到中考、高考问题时，没有北京户口的人们发现，怎样努力都翻越不了这座大山。

能让孩子在北京读高中的家庭，一般说来经济条件都不错，家庭成员在北京的居住时间较长，比较重视教育。这其中，不乏拥有“绿卡”（北京市居住证）者，他们的孩子中考没有障碍，高考却难免尴尬。

来自江苏的张女士的女儿通过电脑推优，就读清华附中初中部，她对记者说：“我女儿成绩特别优秀，我希望她从初中部直升高中部，然后考清华大学，按照现在的成绩应该没有问题。可是没有户口让我大伤脑筋。为了孩子将来能顺利在京高考，我甚至打听能不能把孩子过继给有北京户口的朋友”。

而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的孩子而言，初中就是北京基础教育所能容纳他们的极限，必须面临回原籍读高中，或者在北京带着高额赞助费四处找学校接收的选择。

来自温州农村的丁璇6岁来京，去年中考考了527分，按分数能上北京最好的高中。可是由于没有北京户口，母亲章冬翠跑了几十家高中，赞助费都要4万以上，就在绝望时，二十二中破格收下她。全年级只有两名外地生。

韩桂兰是向北京市教委递交《关于小升初不分户籍电脑派位统一录取的建议》的家长代表之一，得益于海淀区小升初的政策，她的孩子顺利地被电脑派位到地质附中。没高兴多久，她又开始担心孩子读高中的问题。她苦笑着说：“按现在政策，我交不起高额赞助费，三年后孩子只能回老家读高中。北京什么时间能为我们的孩子敞开高中大门呢？”

媒体人黄钟把没有北京户口的外来人员称为北京的“移民”，谈到“移民”的孩子，他说：“没有北京户口，面对高考，清华工科博士和小摊贩的孩子的权利都是一样的有限。”

难产的改革时间表

张建党从安徽来北京工作已有16年，读初三的儿子马上面临中考何去何从的难题。他对记者说，数百万外来人口到北京工作、生活很多年了，也一直在纳税，“我们作为纳税人，有权利享受公共服务。”

知名律师许志永也表示：“这座城市接受非京籍人士多年来的贡献，却在高考时无情地抛弃了他们的孩子。北京不是没有容纳这些孩子的空间，令人痛惜的是这几年人口在不断增加，但是教育资源却在减少，外地孩子在读高中、参加高考时被无情地拒之门外。”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要“研究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10月北京发布《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制定和完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本市高中教育的办法”被列入议事日程。这项政策如能尽快落实，将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不过，《征求意见稿》却只字未提他们高中毕业后如何参加高考的问题，也没有给出具体时间表。

外来人员子女在流入地难以参加中考、高考，是个全国性问题。作为接纳方的地方政府也有苦衷：一旦允许非本地户籍孩子在流入地参加中考、高考，会有大批人涌入，届时城市急剧膨胀，高考优势将不复存在，教育资源也会面临不足的难题。

户籍和地方保护这两大壁垒难以突破，要求地方政府放开教育资源，容纳外来人员子女持续就学的压力，困难重重。

有家长认为：“户籍待遇的不公，导致考学分离，会给孩子留下严重的心理创伤。为数众多的城市新公民的孩子应该和父母团聚，在流入地读书高考，这是政府不容回避的义务。”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表示，“消除地方政府的顾虑”，是国家探索建立新的流动人员子女求学管理制度的关键点。

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段成荣，他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们现在的很多改革都是这儿碰碰，那儿碰碰，缺乏系统的规划，取消高考户籍限制需要国家对户籍管理、高考制度等进行整体的改革、设计，单靠某一地方率先突破很困难。

讲述

“为了孩子回老家高考，我们至少要折腾六趟”

■本报记者 于忠宁

记者眼前的朱长虹，一派一丝不苟的职场打扮，却难掩一脸的疲惫倦色。“刚订好12月9日的机票，带孩子回宁夏现场采集信息，我们4日刚回去一趟报名，拿审核通过的表格、领取报名号等。我工作太忙，孩子学习耽误不得，5日我们就回来了，没隔几天又要回去，来回折腾，真没办法。”

朱长虹的孩子在清华附中读高三，由于没有户口，今年只能回户籍所在地宁夏报名。为了防止高考移民，宁夏对户籍在本地，学籍在外地的学生高考做了严格规定。朱长虹给记者一条一条地细细讲述：第一趟要回去领取注册材料，然后回北京请学校盖章；第二趟回去递交盖好章的表格；第三趟报名；第四趟现场采集信息，领取报名号、学籍号，提交报名信息；第五趟信息确认；第六趟体检；最后一步是明年4月份领取准考证。只有信息确认这一步不需要学生本人在场，“为了孩子回老家高考，我们至少要折腾六趟”。

朱长虹无奈地苦笑，“为了不耽误工作和孩子学习，我们每回都坐飞机，一个来回至少三千元，完成报名得两万元；经济上的损失还是次要的，重点是孩子耽误了宝贵的学习时间，我的工作受到影响；而对孩子心理、情绪上的影响更是无法估量，我都不忍心看他失望、疲惫的神色，他不理解为什么不能在北京高考，为什么要这么麻烦。”

朱长虹说，前几天从宁夏回来的路上，孩子对他说：“爸爸，如果真的要求那么苛刻，那么我不参加高考行不行？”孩子的这句话深深刺痛了他。

朱长虹现在是某大型能源管理公司部门主管，来北京将近十年，是2003年第一批拿到北京“绿卡”的一员。当时北京“绿卡”的出现曾博得外地在京工作人员的一片喝彩，在买车、买房、参加保险等方面可以享受北京市民待遇，并且3年后还有机会落户北京，孩子在京入托、入中小学就读，免收借读管理费。拿到“绿卡”，他感觉自己的打拼终于可以让一家人在北京有一席之地，于是把孩子接到身边，从五年级读起。

3年后，朱长虹没有等来期盼中的户口，只是续签了“绿卡”。孩子读书成绩特别好，初中就读原崇文区汇文中学，中考考入清华附中，当时全校只有8人考入该校。

朱长虹坦言，尽管当时没有户口，但他根本没有把孩子送回老家读高中的想法：老家没人照顾，孩子家乡话都不会说；再说，在清华附中读书的机会难以让人舍弃；更重要的是，他认为社会会进步，北京市政府会兑现承诺，再过不久就算拿不到户口，孩子初中、高中都在北京读书，在这里高考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是，直到现在，朱长虹不仅没有拿到渴盼的北京户口，孩子还得回宁夏参加高考。朱长虹一家笼罩在巨大的失望情绪中，“6年前我期待一个北京户口，3年前期待孩子的一个在京高考权，结果都落空了。”

专家观点

地方保护阻碍实现平等高考

合理解决随迁子女在京高考问题，不仅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更是推进教育公平所无法回避的问题。然而，由于随迁子女在京高考不仅仅是高考法律和政策的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它涉及到教育制度、户籍制度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诸多社会问题，要真正实现随迁子女在京高考，尚待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首先，北京市教委应当恪守平等原则，不能对来京务工子女与具有北京市户籍的考生在高考权利方面进行无正当理由的区别对待。

北京市教委为什么要禁止随迁子女在京高考？尽管北京市教委可能给出种种理由，但实质上的理由却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允许随迁子女在京高考可能损害北京考生的利益。目前，由于大学招生指标不仅是按照行政区域来分配的，而且又是有限的，因而本行政区内参与高考的考生越多，每位考生实际获得的入学机会也就越少；相反，如果考生越少，每位考生实际获得的入学机会也就越多。基于地方利益，禁止随迁子女在京高考都是一种可以获得北京居民支持的一种理性选择，然而，如果将这种理性放到全国来考虑，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做法又是不理性的——这种地方保护不仅不利于提高北京市考生的竞争能力，而且劣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剧教育不公平。

其次，北京市教委应当为来京务工随迁子女在京高考积极创造条件。

面对强大的地方保护力量，北京市政府不能不考虑一些现实问题，比如，在国家户籍制度尚未有实质性进展的前提下，允许来京务工子女在京高考的政策是否与相关法律法规相冲突？在分省命题、按照行政区域分配大学招生指标制度下，允许来京务工子女在京高考的政策会不会导致大量的人员来京务工，并将其子女移入北京市的高中？北京市考生的增加，是否会产生“洼地效应”？等等。

尽管这些问题是应当考虑的，也是必须考虑的，但是，这些问题不应当成为北京市教委回避来京务工子女在京高考问题的正当理由，因为这些问题需要北京市教委进行实际调研后才能合理解决。

最后，北京市教委要制定允许来京务工子女在京高考的政策，需要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如上所述，允许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流入地高考，最主要的制度和现实障碍在于地方保护主义，而短视和偏见则是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在目前高考分省录取体制短期内难以松动的大背景下，异地高考的主要突破口在于公众的积极参与和政府法治建设的良性互动。一方面，政府要保障高考政策制定过程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各种表达自由权，通过社会理性来克服短视和偏见；另一方面，社会公众也要以各种合法的方式参与高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

选择在何处参加高考，既是公民受教育权和平等权的应有含义，也是有关部门应该履行的一项义务。有关部门应该恪守宪法原则，并在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理念指引下，全面审视和重构现行高考制度。